毕业生故事 | 姜浩然：在无数个选择中走向自己

姓名: 姜浩然

学院：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

年级：2026届专业型硕士毕业生

导师：李权

专业方向: 电子信息

毕业本科：上海科技大学

毕业去向：上海合合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获奖经历：

1. 上海市优秀毕业生，上海科技大学优秀毕业生 (2026)

2. 上海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(2025)

3. 上海科技大学研究生三好、优秀学生 (2025)

学术成果：

4. 发表论文5篇，其中一作/共一发表2篇，分布在ACM CHI、UIST、IEEE VIS等顶会顶刊上

5. 参加国际会议6次，口头报告3次

社会活动与贡献：

6. 上海科技大学ASSIST 2024志愿者

7. 上海科技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优秀助管

8. MECH2006《人智交互》、CS240《算法设计与分析》课程助教

9. Visual Informatics、IEEE VIS 审稿人

01

与李权老师的第一次见面，是在大三那年的数据可视化课堂上。那天下午，阳光透过创艺东楼的窗户斜斜地洒进来，投影幕布上正展示着一张动态的全球疫情迁徙图。不同颜色的弧线在各大洲之间流动，每一秒都在讲述着病毒传播的故事。我坐在教室的倒数第三排，忽然被那种“用代码作画”的魔力击中了。然而，课后的现实很快让我清醒。那时的我，对可视化技术几乎零基础，连“回调函数”都要查三遍才勉强记住。每周的作业对我来说像一场苦战——别人两小时能完成的可视化小练习，我常常要对着屏幕熬到凌晨，在控制台的报错信息里反复打转。有一次，为了调整一个柱状图的颜色渐变，我花了整整一个晚上，最后发现只是少了一个分号。室友笑我“用最笨的方法学最酷的事”，可我却在那无数次的“试错—崩溃—重启”中，慢慢摸到了代码的脾气。

也是在那门课上，我第一次意识到，技术原来可以不只是功能实现，它还可以承载叙述、情感和美感。当我把第一份完整的可视化作业提交上去时，看着自己亲手绘出的交互图表，心里忽然冒出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：我是不是也可以朝这个方向走下去？哪怕当时的我连基础都摇摇晃晃，哪怕这条路看起来荆棘丛生，但那份纯粹的好奇，像一粒种子，悄悄埋进了土里。后来我才明白，那是我第一次遇见未来自己的时刻。

02

站在毕业的门槛上回望，三年前那个在推免系统里勾选“专硕”的决定，仿佛还是昨天的事。

那年秋天，宿舍夜谈的主题从游戏八卦变成了“你报哪个”。我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反复推演。那时的我连课题组组会都没怎么参加过，科研于我像远方的灯塔——看得见光，却摸不着路径。选择专硕，意味着更多的工程实践和更直接的就业准备，至少能让求职时多几分底气。但更深处的恐惧藏在心底：万一我根本不适合做研究呢？

于是，我郑重地提交了志愿。我以为，这只是一个关于职业方向的理性权衡。直到毕业前，导师在组会上说起硕转博的事。他平静地讲了一番话，像一颗石子投进我心里，让我重新审视了三年前那个看似寻常的勾选。

他说，他的建议一直很明确：如果心里隐隐约约有读博的想法，哪怕只有三分，请走那条更连贯的路；如果你心里明白自己更想直接就业，并且不是因为逃避，而是真的找到了更想走的路，那专硕轨道是很好的选择。

“为什么？因为人从苦到甜易，从甜到苦难。”

二十出头时我们精力旺盛，很难体会当一个人习惯了稳定收入和社会身份之后，再回头去做一个清贫而漫长的博士，需要多大的勇气。我当时选择的路，与那条学术直路并不直接相连。未来若想回头，只能自己重新叩门。可到了那时，你大概率已经握住了不错的工作offer——面对真金白银的薪水，以那个年纪的现实压力，放下一切再从头申请，谈何容易。于是，“本来就不相连”就成了一个顺理成章、谁也不会责怪你的借口。

他说这番话时语气很轻，但我听出了里面的重量。他不是责备，也许只是不希望我们将来用“当初走的就是那条路”来宽慰自己，更不希望多年后回头说一句“其实当年我也想读博”。

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当年选择时，我心里其实也藏着某种“万一”——万一我想读博呢？只是我把它压得太深，用“稳妥”和“现实”盖住了它。

导师说，那个选择本质上不是在筛选能力，而是在保护一种可能性。而我，在做出决定的瞬间，亲手把这种可能性定格了。但也正是这个选择，让我走进了企业联培的战场，在真实的业务压力中磨出了工程直觉，更早地思考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。

如今回头看，我依然没有一个“正确答案”。因为那是我在当时的信息和认知下，能为自己做的最诚实的决定。导师后来对我们说，不论走哪条路，他都会尽力把每条路铺得平坦一些。但他也提醒：不要用“当初选的就是这条路”来搪塞自己，而要真正想清楚自己要什么。

那个选择最终教会我的不是“哪个更好”——而是每一个选择背后都藏着代价，也藏着馈赠。真正重要的，是选完之后，你是否有勇气承担它、理解它，并带着它继续走向下一个路口。

如今我即将毕业，依然不确定未来会不会读博，但至少不再用“本来就不是那条路”来安慰自己。如果将来某天我真的想回到学术道路，那会是我自己的决定，而不是被动的遗憾。

这大概就是三年后回头看，那个选择给我最深的礼物——它让我学会了，在每一次选择之后，继续诚实地面对自己，然后用力走下去。

03

毕设系统开放的那天早上，我几乎是掐着点登录进去，在课题列表里一眼就锁定了李权老师的方向，毫不犹豫地提交了申请。入组之后没几周，老师便把我们几个聚到一起，说有一个投稿机会，问谁愿意参与二作。我几乎是抢着举了手——那是我第一次离“科研”这么近，心跳都跟着快了几拍。

得益于本科在招生办公室做过相关的工作，以及对数据库和基本编程还算熟悉，我主动揽下了系统开发的后端模型部分。可真正动起手来，才发现自己之前引以为傲的那点底子，在科研级的需求面前简直不堪一击。每天深夜，我都会独自留在实验室，对着满屏的红色报错一条条排查，旁边的草稿纸上写满了临时的解决方案和再被推翻的记号。那段时间，刘芊渝学姐成了我的“救命稻草”。投稿截止前的那个通宵，我们整个组挤在小小的会议室里，外卖盒堆了一角，白板上画满了系统草图。我负责的部分一直优化到截稿前的凌晨四点，看到最终效果终于符合预期的实验结果，我差点在椅子上跳起来——虽然我知道，那代码还远谈不上优雅。

 在第一次完成投稿后的实验室合影

投稿结果在两个月后一个清冷的早晨送达。前一天晚上我几乎没合眼，反复在脑海中演练各种可能：Reviewer 会不会揪住我负责的模块不放？我引用的那几篇文献会不会刚好漏掉了最重要的对比工作？系统设计里那个我始终没解决好的并发问题，会不会成为致命伤？邮件提示音响起时，我正靠在床头，手心全是汗。点开，“have not been accepted” 的字样像一盆冷水浇下来。评审意见里，果然有两条直接指向了我负责的部分——文献调研不够全面，后端架构存在扩展性不足。那些我曾经在夜里隐隐担心却不愿面对的问题，如今被专家们用冷静的学术语言一一陈列，无处可藏。我关掉邮件，在椅子上坐了很久，窗外的晨光慢慢亮起来，可我心里却沉得像压了一块石头。

04

拒稿的消息在组里传开后，李权老师第一时间把我们叫到一起。他没有半句责备，反而笑着说：“第一次投稿被拒才是常态，咱们改改再投，质量反而会更好。”他的话很轻，却像一只手轻轻托住了我下坠的心情。然而，自我怀疑还是像藤蔓一样缠绕上来——我真的适合做科研吗？连文献调研都做不全，写作磕磕绊绊，我凭什么继续？

就在我几乎要退回“只做工程、不做研究”的心理安全区时，下一次组会结束，李权老师忽然叫住我：“我这儿有一个生命科学领域的课题，和可视化结合，你想不想以第一作者的身份试试？”他的语气很平常，就像在问我今天食堂的菜好不好吃，可那句话落在我耳朵里，却像一声惊雷。生命科学？我上一次接触生物学还是高中等级考，那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。我连基因序列和蛋白质结构都快记不清了，怎么可能撑起一作？

那之后的一周，我反复在两种声音之间拉锯。一边是对未知领域的本能的恐惧，还有对“搞砸了怎么办”的现实担忧；另一边，是李权老师递来的那份信任，还有心底一个微弱却不肯熄灭的声音：“万一你真的可以呢？”我在宿舍里来回踱步，甚至打电话给本科的挚友倾诉，他说：“你以前刚开始学的时候不也什么都不会吗？”这句话像一根火柴，划亮了我心里那个被害怕遮盖的角落。

决定是否立项的组会前一天晚上，我坐在图书馆直到闭馆，窗外是深秋的树，叶子一片片往下落。我在手机备忘录里打了又删，删了又打，最终写下：“如果现在退缩，三年后回头看，我大概会遗憾。”第二天，我准时出现在组会上，坐在平时坐的那个位置上，心里依旧没底，但至少，我没有逃走。我知道这条路很可能布满荆棘，也知道自己大概率会摔得鼻青脸肿，但在那个十字路口，我选择了对得起信任、也对得起自己青春的路。

在香港ChinaVis 2024参会并作报告

05

勇气归勇气，现实却是另一回事。真正启动课题后，我和投稿组的伙伴开始了漫长的文献调研。我们每周都要读十几篇论文，试图从中找到可以切入的创新点。然而，连续三周下来，我们所有的想法都被一一驳回——几乎每一个我们觉得“可以做”的方向，都能在谷歌学术里搜到已有发表。那种感觉，就像在一片茫茫雪地里找脚印，却发现每一处都被人踩过了。

组会上，我的汇报变得越来越沉重。有一回，我甚至直接摊开双手说：“老师，我调研了所有可能的路径，真的没有未开发的空间了，这个课题可能做不下去。”李权老师听完，没有急着反驳，只是缓缓地说：“如果你提的方法，Reviewer一眼就能猜到，那它本身就不够有趣。真正好的工作，往往是从一个看似不可行的地方，硬生生钻出一条路来。”他还说：“你们不要总想着‘找’一个创新点，要想着‘造’一个创新点——通过重新定义问题本身。”

那番话像一束光，照进了我僵化的思维。过去我总以为创新就是发现一块没人碰过的天地，但那之后我才明白，真正的创新常常不是灵光一闪，而是在反复咀嚼已有工作、不断推翻自己的过程中，慢慢“长”出来的。于是，我们不再急着找答案，而是转回头重新审视问题的本质——我们到底想解决什么用户痛点？现有方法为什么不够？我们能不能换个角度提问？就这样，在一次次推倒重来中，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新颖的切入点，这在当时几乎没有人做过。

后面的日子，代码实现、实验验证、论文撰写，每一步都像爬坡。我常常半夜改完代码，接着写论文的段落，困了就冲一杯速溶咖啡，咖啡渣沉在杯底，像那些还没想通的问题。可这一次，我不再轻易说“做不下去”。最终，我们赶上了 VIS 2024 的投稿截止日。收到录用通知的那天，我正躺在沙发上小憩，手机弹出邮件提示，我以为是广告，随手点开，看到 “Congratulations” 的那一刻，我愣了很久，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。直到狠狠掐了自己一下，疼痛清晰地传来，我才终于意识到，那些熬过的夜、改过的稿、一次次推翻重来的尝试，真的有了回响。我想起几个月前那个在组会上拼命证明“此路不通”的自己，恍如隔世。

后来，我带着这项工作去参加 VIS 2024。看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用各种口音的英语讨论着他们的成果，我第一次感觉到，科研不是孤岛上的苦修，而是一场跨越国界的对话。那些我曾经只在论文里仰望的名字，此刻就在走廊里吃着贝果聊着天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当初那个“但万一呢”的念头，竟真的把我推到了这么远的地方——远得超出我所有最初的想象……

在匹兹堡参加UIST 2024并在坦帕VIS 2024作报告

06

研二暑期，我按照专硕培养计划，正式进入联培企业报到。第一天坐在工位上，面对真实业务的代码仓库，那种感觉和实验室完全不同——每一行代码都可能影响线上用户的体验，每一次提交都必须经过严格的代码审查。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，是开发一个三维物体重建的核心模块，技术的链路很长，甲方对效率的要求也很高。

那段时间，我白天泡在企业里，和前后端同事联调接口，和产品经理对齐每一个交互细节。我学会了技术选型，学会了任务管理，学会了在压力下保证代码质量。可与此同时，第一篇文章中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，也始终留在我心里。后来，每当重新回看这项工作时，我都会忍不住继续想：如果再往前走一步，还能不能做得更好？也正是在这样的反复思考中，我逐渐有了一些新的科研想法。第一篇工作并不是终点，它更像是一个入口，让我真正走进了这个问题，也让我看见了在已有结果之外，仍有一些更深、更难、也更值得探索的可能。恰好当时一些新技术的出现，让我看到了将这些想法真正落地的机会。和李权老师交流后，他很快认可了这个方向，并给予了我们后续推进所需的资源和支持。问题在于，公司的项目排期也很紧，我几乎抽不出整块时间来做科研。

于是，我不得不开始一种“双线作战”的生活：每天早上九点到公司，先处理业务上的紧急问题，然后在模型训练或编译推理的间隙，偷偷打开 Overleaf 修改论文中的章节。午休时，别人在刷手机，我在看相关文献；下班后，我抓紧时间赶回学校实验室，和课题组的伙伴讨论新的设计。周末更是全天泡在实验室，把一周积攒下来的科研任务集中推进。

那两个月，我的日程本上几乎没有空白格，每一个小时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。尽管辛苦，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充实感。我渐渐学会了在不同角色之间切换频道——白天是“企业工程师”，专注交付和稳定；晚上是“科研学徒”，追问本质和可能。这个过程让我意识到，所谓的“平衡”并不是单纯地平均分配时间，而是在每一个当下都全心投入，然后接受自己无法做到面面俱到。那些在地铁上改论文、在深夜 debug 的日子里，我反而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——既不想放弃学术的深度，也不愿错过实践的广度。而这段双重身份的经历，最终让我对“技术”和“研究”都有了更立体的理解。

 在维也纳VIS 2025作报告

07

三年的研究生时光，像一条由无数个岔路口连接而成的河流。我站在每一个路口时，都曾犹豫、害怕、迷茫，甚至想要转身往回走。从大三那门可视化课上被点燃的好奇，到保研时在专硕与学硕之间的反复权衡；从第一次投稿被拒的狼狈，到接过陌生课题时的战战兢兢；从在企业与实验室之间奔波的双重压力，到最终站在国际会议上汇报时的恍然——每一个节点，都刻着我当年的不自信，也刻着我后来的不甘心。

这些选择，没有一个是带着“必胜”的把握做出的。很多时候，我只是在自己有限的经验和认知里，尽可能诚实地问自己：此刻，我更想要什么？我害怕的到底是什么？如果我不做，将来会不会后悔？然后，带着那些不确定和忐忑，硬着头皮往前迈一步，再迈一步。现在回头看，那些曾经让我夜不能寐的纠结，最终都悄然塑造成了今天的我。选择科研，让我学会了如何把一个大问题拆成小块，如何和不确定性共处，也让我收获了一群可以深夜一起点外卖、讨论到面红耳赤的战友。选择专硕，让我提前走进真实的企业战场，去感受技术落地时的那份沉甸甸的责任。而选择接下一个完全陌生的课题，则让我打破了“我不行”的自我设限——原来人的边界，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在一次次“硬试”中被撑开的。

我渐渐懂得，成长从来不是从不迷茫，而是迷茫之后依然选择往前走。重要的并不是每一步都踩在正确的点上，而是在每一次跌倒后，还能站起来，拍拍土，回头看看来路，然后再继续。那些失败的投稿、那些做不下去的夜晚、那些同时被业务和论文追赶的周末，它们都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的三年，没有它们，我可能至今仍然躲在自己的舒适圈里，不敢踏出半步。

如今，即将离开这个待了三年的实验室，我心中充满感激。感谢李权老师，在我每一次想要退缩时，总是把新的可能性递到我面前，然后说“你可以试试”；感谢刘芊渝学姐和投稿组的每一位伙伴，是你们让我知道“并肩作战”的力量；感谢企业里的导师和同事，让我理解了工程与学术不同却互补的美；也感谢那个曾经在深夜里怀疑自己、却始终没有彻底放弃的自己。

我依然不知道未来会通向哪里，依然会有新的选择和新的恐惧。但我知道，这三年里每一次的犹豫、每一次的失败、每一次不甘心的坚持，都已经变成了我身体里的骨骼和血液。它们让我在无数个岔路口里，慢慢拼凑出了一个更清晰、更完整的自己。我想，这就是研究生三年给我最好的礼物——不是在终点找到答案，而是在路上，学会与自己对话，并最终，与自己和解。

实验室2026届毕业生合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