毕业生故事 | 欧阳阳：亮过，就算数

姓名: 欧阳阳

学院：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

年级：2026届博士毕业生

导师：李权

专业方向: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

毕业本科：上海科技大学

毕业硕博：上海科技大学

毕业去向：香港科技大学 博士后

获奖经历：

1. 上海科技大学优秀毕业生 (2026)

2. 入选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博士生专项计划（2025-2026）

3. 上海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(2024)

4. 上海科技大学研究生三好、优秀学生 (2023-2025)

学术成果：

5. 发表论文17篇，其中一作/共一发表9篇，分布在ACM CHI、UIST、IEEE VIS、TVCG、Nature Communications等顶会顶刊上

6. 参加国际会议7次，口头报告5次

社会活动与贡献：

7. 上海科技大学夏令营学长学姐分享会志愿者

8. 上海科技大学信息学院优秀助教

9. ACM CSCW, ACM CHI, IEEE VIS, ChinaVis审稿人

五年，从一间尚未成形的公共实验室出发，到站上国际顶会的讲台；从第一次投稿时什么也不懂的青涩，到以第一作者身份在ACM CHI、UIST、IEEE VIS、TVCG等顶会顶刊上发表9篇论文；从对跨学科沟通的困惑，到在深夜十一点的线上会议中，学会在算法思维与临床逻辑之间架起桥梁。

他是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2026届博士毕业生，师从李权教授。求学期间，他荣获了上海科技大学优秀毕业生、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博士生专项计划、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等多项荣誉，连续三年获评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。他7次参加国际会议、5次登台作口头报告，并担任ACM CSCW、ACM CHI、IEEE VIS等权威会议的审稿人。

毕业之际，他将赴香港科技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，在更广阔的学术天地中，继续追问那个从实验室精神原点出发的问题——如何让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人。

他的故事，也是ViSeer LAB的故事；那些被点亮的坐标，仍在继续延伸。

01

从哪里讲起呢？

大概要从研究生入学前的那场面试说起。彼时，李权教授（我们习惯唤他“权叔”）刚刚入职上海科技大学，实验室还只是一纸蓝图，连最基本的设备都尚未进场。面试那天，我们没有聊编程技巧，也没有问具体的项目经验，反而像两个对未来的探险者，聊研究兴趣、聊想探索的方向、聊对科研本身的理解。

说实话，那时的我，并不知道未来几年会被什么填满。只是隐约觉得——这条路，或许值得一走。

于是，我成了课题组最早的一批成员。

入组后的日子，比想象中更“原始”。没有设备，没有工位，甚至连一个专属的物理空间都谈不上。我们几个人，加上权叔，挤在公共实验室的一角，各自抱着笔记本电脑，屏幕的微光映着年轻的脸。就在那样简陋的起点上，我们开始了与科研的第一次正式交手。

现在回想，那间公共实验室的角落，没有多少仪式感，却有着最纯粹的决心。

02

图｜这是实验室1.0。照片里的大多数人都已各自天涯，如今只剩下我和飞哥，而启程的故事，也快轮到我们了

第一次投稿，来得很快。

我们围坐在同一张公共桌旁，一起赶稿子。那种感觉很奇妙——一开始几乎是什么都不懂的。论文的“taste”如何培养？什么样的工作算好，什么样的算平庸？我们没有现成的答案，只能靠着自己的直觉，加上同组人碰撞出的零星火花，硬生生把一个初稿拼凑出来。和本科做项目完全不同，那时“AC”就是终结，就是圆满。但科研投稿，似乎从来没有真正的“AC”或“完美”一说。即便稿子投出去了，我们心里也清楚——它一定有瑕疵，一定还有可改进之处。可奇怪的是，那几天熬夜赶稿的夜晚，让我意识到一件比录用更重要的事情：我们是一个团队，我们在共同完成一件事。那种归属感，比任何一篇论文的接收都来得扎实。

结果如何，已不是关键。关键是，在那个DDL前的深夜，我们好像把什么东西真正“定”下来了。

空屋子也好，公共实验室的一角也罢——那里，是我们科研之路的真正起点。

03

那是研二的一个夏天。

我独自坐在从上海开往北京的列车上，此行的目的，是去微软亚洲研究院开始一段实习。窗外的景色一帧帧后退，田野、村庄、城市边缘，像胶片一样缓缓滑过。车厢里很安静，邻座的旅客或闭目养神，或低头看手机，只有车轮与铁轨摩擦的声音，有节奏地陪着时间流淌。那时候，我已经开始认真思考毕业后的方向。实习、工作，还是继续读博，没有一个答案足够确定。研究并不总是一帆风顺，我也反复问自己：自己究竟适不适合继续做科研。偏偏那一天，也是 IEEE VIS 2023 论文评审结果公布的日子。一路上，我隔一会儿便会打开邮箱刷新一次，像是在等待一封邮件，也像是在等待一个答案。终于，屏幕上跳出一封新邮件——是IEEE VIS 2023论文的评审结果。我点开，目光扫过那个决定性的单词。那一刻，情绪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汹涌而来，反而是一种短暂的停顿：一边是列车不断向前流动，一边是那个结果突然定格在屏幕上，仿佛时间和空间在那一秒错位。没有狂喜，没有呐喊，甚至没有想好该用什么表情来面对。我第一个反应是把消息复制粘贴到课题组的群里。几秒钟后，群里的消息开始一条条弹出来：“恭喜！”“太棒了！”“今晚要庆祝一下！”——那些熟悉的头像、熟悉的语气，一句句叠加着，才让那份真实感慢慢从指尖渗透到心里。

那种感觉很奇妙，不是戏剧化的庆祝，而是一种克制的兴奋——就像你在山谷里喊了一声，等了很久，终于听到回音稳稳地落回来，不响，但很清楚。

04

在经历了两次、三次投稿之后，我逐渐意识到一个有些后知后觉的事实：真正困难的，从来不是把论文写出来，而是把我们在说什么真正说清楚。而这份领悟，是在一次次跨学科的翻译中，被反复打磨出来的。

这种体会，来自我们参与过的一个医学临床相关课题。起初，课题组里几位计算机背景的同学，包括我自己，几乎是一种本能反应：拿到问题，先问数据在哪，然后开始构思模型、设计算法、跑实验。这是我们被训练了多年的思维方式：问题-求解，直接、高效。但医生的视角完全不同。他们不急着谈模型。他们反复追问的，是数据的质量是否可靠、临床场景是否合理、结果是否有可解释性、有没有循证医学的依据支撑——甚至，这个结果在临床上到底有没有用，比准不准确更先被摆上台面。这两种思维方式，在最初的碰撞中，像两个说着不同语言的人，试图在同一个黑板上写下同一道题的答案。我们写的是公式，他们写的是病历；我们看的是AUC曲线，他们看的是患者的真实病程。

前期磨合了很久。有多久呢？久到很多个夜晚，时钟指向十一点，我们和导师、医生们依然在线上会议室里，屏幕那头的医生穿着白天的白大褂没来得及换，这头的我们对着PPT反复解释这个特征为什么会这样提取。深夜的会议室里，有过困惑，有过误解，有过各自坚持己见后短暂的沉默。但也正是在那些深夜对话中，我渐渐听懂了一件事：医生不是不懂技术，而是他们的第一性原理不同——他们的出发点永远是这个人，而不是这个数据。从那时起，我开始有意识地换一种方式思考问题。不再是一上来就问用什么模型，而是先问：这个场景里，使用者是谁？他需要什么？什么样的信息对他最有帮助？

这是一个微妙但根本性的转变——从算法驱动，走向人本驱动。

05

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，在以算法为导向训练背景的理工科学生身上，存在着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命题：如何从解决问题的人，转变为理解人的人？我们的教育教会了我们如何用代码实现功能，如何用模型逼近最优解，如何在技术指标上做到极致。但在长期的算法训练中，我们也形成了一种问题-求解的思维定式——拿到任务，分析输入，定义输出，中间用最优路径连接。这个过程不需要考虑人的感受，也不需要考虑使用者会怎么理解这个输出。但以人为中心的科研，需要的恰恰是另一种能力：同理心、观察力、对用户潜在需求的敏锐洞察。这两种思维之间，存在着显著的张力。一个追求最优解，一个追求最适体验；一个相信数据会说话，一个懂得人有时候不按数据行事。而在跨学科的真实合作中，这种张力会被无限放大。你会发现，同一个概念，在不同背景的人那里，可能指向完全不同的假设。一句先试试看，在工程师那里意味着搭个原型验证一下，在医生那里可能意味着先找三个病例看看有没有共性。那些讨论，很多时候并不是在优化同一个答案，而是在不断对齐一个更基础的问题：我们到底在解决什么？

于是，沟通逐渐演变成一种持续的翻译工作：把各自领域的语言、判断标准、隐含假设，都压缩到一个能让所有人共同推进的表达空间里。这需要耐心，需要放下对效率的执念，更需要一种真诚的意愿，愿意走进别人的知识语境，也让别人走进你的。

06

现在回头看，那段与医生们深夜开会的日子，留给我的远不止是一篇论文的合作经历。它教会我的是：在真实的科研世界里，技术能力只是入场券，真正的核心竞争力，是你能不能在差异中找到共同的节奏，能不能把不同维度的问题，翻译成同一个团队能一起解决的问题。那段经历留下的，不是某个模型的精度，也不是某一篇论文的录用通知——而是学会在观点碰撞时先停下来倾听，学会在分歧中寻找共识的空间，学会带着一群背景各异的人，朝着同一个方向，一步一步往前走。而这，也许是比任何一篇顶会论文，都更难写、也更珍贵的东西。

07

在香港科技大学访学的那半年，我参加过不少组会。它们风格迥异，像两种不同的乐器，奏出的音色截然不同，却都能成曲。有些组会，像一台调试精密的机器。议程提前发到邮箱，每一页PPT标注好时间刻度。讨论时，问题被逐层拆解，观点在逻辑轨道上有序推进，偶有偏移，也会被主持人轻轻拉回正题。散会时，下一步做什么、谁来做、什么时候完成，已经写得清清楚楚。坐在那样的会议室里，你会感到一种干净而高效的节奏——会议是在推进事情，而不是在消耗时间。

也有另一种组会。更松散，更跳跃，像一场没有固定剧本的即兴演出。有人忽然抛出一个半成型的想法，话题会跟着它滑向另一个方向；讨论中的打断是常态，问题没有被及时收束，边界时常模糊。但恰恰是那些偏离轨道的瞬间——某个不经意的提问、一个看似跑题的类比——偶尔会点燃意想不到的火花，让整个讨论在某个转角处轻轻转向，进入一片从未设想过的视野。

两种组会，我都认真经历过。起初，我试图评判孰优孰劣。后来才慢慢意识到，它们并不互相排斥，甚至在同一项研究的生命周期中，各自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角色。真正困难的选择，从来不是哪一种更好——而是在每一个具体的当下，判断该让讨论收敛，还是继续展开。这种判断力，无法从书本中习得，只能在一次次的会议、一次次的方向抉择中，被反复淬炼。

访学期间，我接手了一个面向海洋研究、偏工程系统的课题。说实话，一开始我心里是打鼓的。和实验室里那些天然适合发论文的研究不同，这个课题几乎具备了所有高风险的特征：创新性看起来不够锐利，更多是做系统搭建与工程实现；工作量却异常庞大，代码量动辄上万行，调试周期以月为单位。每次组会汇报进度，我都在想同一个问题：这个东西，真的能发论文吗？那时候，我习惯性地用论文的标尺去丈量每一项工作——创新点够不够新？故事够不够性感？有没有一个足够惊艳的wow moment？而工程系统，恰恰很难在短期内提供这些。它平实、琐碎、需要耐心，像一座需要一砖一瓦垒起来的建筑，工期漫长，中间看不出太多起伏。

那段时间，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心态。我试着放下这篇论文要投到哪里的焦虑，转而去问自己另一个问题：这个系统，到底解决了什么真实的问题？当我不再急于用创新性这个单一维度去评判它，而是真正走进用户的使用场景，去理解他们之前的流程有多繁琐、现有工具多么不友好，我忽然看见了一些之前被忽略的东西。那些看似平凡的系统设计决策，其实每一个都对应着一个具体的痛点；那些看似常规的工程实现，其实在细节处藏着不少针对特定场景的巧妙适配。

创新，不一定非要是算法层面的颠覆。它也可以是一套系统，精准地回应了某个长久被忽视的需求。想通这一点之后，我开始有意识地在平凡中寻找差异——不是强行包装，而是诚实地把那些我们做了和别人不一样的选择的理由说清楚。为什么这里用A方案而不是B？为什么这个交互流程是这样设计而不是那样？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决定背后，其实都藏着对场景的理解、对用户的体察。就这样，那个最初觉得发不了论文的课题，被一点一点打磨、梳理、提纯，最终找到了属于它的表达方式——它成功转化成了一篇科研成果，被领域内的同行看见、认可。

现在回头看，那段在不确定中硬着头皮往前推的日子，恰恰是我科研思维真正成熟的时期。它让我明白：不是所有有价值的工作，都会在最开始就光芒万丈。有些路，要走到足够深的地方，光才会透进来。

08

科研路上被拒是常态——这句话我听过很多次。但真正被拒的时候，情绪依然不会变得轻松。

有一段时间卡在瓶颈里，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科研方向和 idea，投出去的稿子也迟迟没有好消息。那段时间我打篮球打得特别勤，因为在球场上，一个出手、一个得分，反馈是即时且明确的。相比科研里漫长的不确定性，那种确定感显得格外清晰。

后来慢慢意识到，很多事情并不完全在自己手里。论文被拒，可能是还不够成熟，也可能只是运气不佳，遇到了不熟悉这个方向的审稿人。重要的，是自己是否已经尽力做到问心无愧，其余的，交给时间。

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，但真正能慢慢接受，大概需要在一次次挫折里一点点学会。

09

随着论文陆续发表，我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也越来越多。从 IEEE VIS 到 ACM CHI，一次次报告、交流与讨论中，我逐渐意识到，科研不仅是把论文写出来，更要把自己的研究讲清楚。记得在 CHI 2026，第一天听了几位同行的报告后，我一连改了好几个晚上的 PPT：换了一个更贴近听众日常经验的开场例子，删掉了一些技术细节，想让不同背景的听众都能在短时间内抓住我们工作的核心。这个过程让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，一场好的学术报告和一篇好论文，考验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的能力——论文追求严谨完整，报告追求的是让人在十几分钟内理解你工作的价值所在。

真正让我受益的，往往是报告结束后的交流。有一次茶歇，一位同行主动过来找我，说很喜欢我们某个交互设计的思路。我们本来只是在讨论这个设计的具体实现，但聊着聊着，话题就转向了这个方法能不能用到别的场景、其中哪些假设其实是站不住脚的。那场交流不过几分钟，却是我第一次意识到，很多新的研究想法，并不是一个人闷在实验室里想出来的，而是在不同背景的人不断提问、质疑、碰撞的过程中，慢慢长出来的。随着参会次数增多，我也开始有机会担任 ACM CHI、IEEE VIS 等会议的审稿人，从作者的视角转向评审的视角，学习如何审视一个研究问题是否重要、论证是否严谨、证据是否能够支撑结论——这些评审别人工作的经历，反过来也让我看清了自己写论文时容易忽略的问题。渐渐地我明白，国际会议真正珍贵的，从来不只是站在台上展示成果的那几十分钟，而是茶歇时的一次追问、审稿时的一次自我校准、深夜改 PPT 时的一次重新梳理——正是这些论文之外的时刻，不断修正着我对自己研究的理解，也不断打开新的思考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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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

故事写到这里，似乎理应走向一个明确的收束。

一篇公众号的推送，总该有个结尾；一段博士生涯的回顾，总该有个“从此以后”。但当我试着回望这五年，却发现那些真正重要的片段，并不是线性展开的叙事——它们更像是在不同阶段被依次点亮的一组坐标：从一间尚未成形的公共实验室出发，权叔和我们几个人挤在一角，各自抱着电脑，屏幕的微光是那时唯一的仪式感；第一次投稿，在DDL前的深夜里，忽然意识到“我们是一个组，我们在共同做一件事”；第一次独立一作中稿，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，窗外风景后退，屏幕上那个决定性的单词却定格了时间；与医生们深夜十一点线上开会，在“算法思维”与“临床逻辑”的碰撞中，慢慢听懂另一种语言；访学那半年，两种组会的节奏之间，逐渐长出一种关于“何时收敛、何时展开”的判断力；还有国际会议的茶歇间，陌生研究者的一句追问，让同一个问题忽然换了个角度；还有那段靠篮球撑过去的瓶颈期，在即时反馈的球场上，学着与科研漫长的不确定性和解。

这些坐标之间，没有一条笔直的路径。它们彼此独立，又暗中相连——每一个坐标被点亮时，都像在黑夜里划亮一根火柴，短暂地照亮脚下的那一步。

而故事到这里，没有结尾。

或者说，结尾早就不重要了。 重要的是那些坐标被点亮过——亮过就算数。不会因为没有人记得而消失，不会因为时间过去而褪色。

它们沉在时间里头，沉着沉着，变成了别的东西。也许是习惯——拿到一个新问题时，本能地问一句“这个场景里的人需要什么”；也许是判断——在讨论跑偏时，能感知到该让思维继续漫游，还是该把它拉回轨道；也许是某种再也说不清楚的、做事情时手上的那股劲儿——你知道自己做过一些事，那些事改变了你，哪怕说不清具体是哪一件。

那些坐标还在。它们组成了一个人的科研底色，也将继续以另一种方式，留在更多人的故事里。

这些坐标，并非凭空亮起。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原点。那是在实验室官网(https://viseerlab.cn/)首页上写着的、被我们每一次组会、每一次投稿、每一次与跨学科伙伴的深夜对话反复印证的一句话：“Our vision is to pioneer a new paradigm of human-machine symbiosis and intelligence augmentation.”翻译过来，是八个字——人机共生，智能增强。

这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。它背后，是一整套关于“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能”的学术信仰：建立以人类智能为核心的跨学科研究生态，致力于开发透明、可信、公平的AI模型与系统，让技术不仅强大，更可理解、可靠、且能被人类有效驾驭。最终的目标，是构建人机协同的平台与方法论，去直面那些真正棘手的科学挑战——气候变化、生物医学发现、数字治理、公共服务优化。“确保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人、赋能于人。”

这句话，像一根线，把那些散落的坐标一颗颗串了起来。从公共实验室的一角到顶会的讲台，从“算法思维”到“人本驱动”，从“这篇发不了论文”到“它被同行看见了”——每一次方向的校准、每一次跨过不确定性的时刻，最终都指向同一个追问：

我们做的这一切，最终是为了谁？

答案，一直都写在实验室的首页上。